张释之
张释之，字季，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县东人）。生卒年不详。中国西汉法律家，法官。汉文帝元年（前179年），以赀选为骑郎，历任谒者仆射、公车令、中大夫、中郎将等职。文帝三年升任廷尉，成为协助皇帝处理司法事务的最高审判官。他认为廷尉是“天下之平”，如果执法不公，天下都会有法不依而轻重失当，百姓于是会手足无措。他严于执法，当皇帝的诏令与法律发生抵触时，仍能执意守法，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他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如果皇帝以个人意志随意修改或废止法律，“是法不信于民也”。他的言行在皇帝专制、言出法随的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时人称赞“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景帝立，出任淮南相。张释之对文景之治的实现，是有重要贡献的。
弹劾太子
张释之任公车令时，太子(汉景帝)与梁王共车入朝，过司马门不下车，违反当时宫卫令“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乘轺传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张释之奏其罪，汉文帝谢教子不谨之罪，由太后诏赦太子、梁王，并拜张释之为中大夫。
县人犯跸
张释之任廷尉时，汉文帝出巡至中渭桥，有县人违反跸(交通管制)令，惊吓到文帝乘马。张释之依法“跸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判处罚金，文帝认为判决过轻。释之以“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为由，拒绝加重判决。
有人盗高庙（即祭祀汉高祖刘邦的庙）坐前玉环，张释之判决依律弃市。文帝大怒，认为应行连坐法（株连九族的意思）。释之认为：“既然盗高祖庙前的玉环就要株连九族，那么要是后来有人盗高祖的陵墓，要怎么审判？”据法以争，最后文帝认为有道理，便接受其言。
天下无冤
惊马人的案件处理后不久，西汉朝廷又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有人胆大妄为，偷窃了汉高祖庙中神座前的玉环。汉文帝对窃贼敢于盗祖庙大为恼怒。全国上下一致行动，很快盗贼就被抓到了。汉文帝下令把盗庙贼交给廷尉严加惩治。张释之依据西汉法律中规定的偷窃宗庙的珍宝、服饰、器物的条款，判处盗贼斩首示众的“弃市”刑罚。
张释之把这个判决上奏汉文帝后，汉文帝勃然大怒，责问张释之：“这个贼无法无天，为非作歹，竟敢盗窃皇家祖庙中的玉环器物。我所以把此案交给廷尉去处治，就是要你严加惩处，判以灭族重刑。可是你却像办平时其它案子一样，只是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上报判处的意见。你这样处置他，怎么能够维护先帝高祖的尊严呢？再说也违背了我尊奉祖先，恭敬、孝顺的心意。”
张释之看到汉文帝大发脾气，于是也脱帽叩头谢罪，口里却依然据理力争地辩驳说：“根据法律规定将窃贼判处‘弃市’就是最重的了。到底是判斩首弃市罪还是判灭族罪，应该按照罪行情节的轻重来定。现在要是对盗窃了宗庙中的玉环器物的贼就判以灭族罪的话，那么有朝一日，再有个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若公然去挖掘祖庙，到那时陛下又将用什么刑罚来加以惩治了呢？”
开明的汉文帝听后沉思不语，下朝后与太后商量，并接受了张释之的正确意见。
一次，汉文帝的车驾至中渭桥时，突然从桥下窜出一个人，把皇帝的御马吓得又叫又跳，文帝大怒，把这人交给廷尉张释之治罪。经审讯表明，此人在桥下躲避皇上的车驾，误以为车驾已过，急着回家，没想到惊吓了御马。张释之认为此人是偶然的过失，只是违反了“清道令”，判以罚金后释放。
由于张释之执法严明。依法办事并敢于坚持正确主张，不以个人好恶来论罪，对皇上也不阿谀逢迎，所以在他任廷尉期间避免了许多冤案，得到了当时百姓的称颂。历史上有记载说：“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当然，张释之不阿谀权贵，依法办事，必然会招来许多封建贵族的忌恨。汉文帝死后，汉景帝即位。张释之知道有人会借机报复，故装病准备辞官。这时，有一个道家老者叫王生的人来到张释之办公的衙门，当着众多的公卿大人，对张释之说：“你替我把袜子脱下来。”过了一会儿又对张释之说：“你给我把袜子穿上。”张释之当着众人，跪下来为王生老人穿好了袜子。过后，许多人责备王生老人为什么要在衙门当着众人这样侮辱廷尉张释之？太过分了！
王生意味深长地说：“我又老又贫贱，自己这一生都没有对廷尉张释之做过什么好事，也不知怎么样来报答他。张廷尉是如今全国有名的德高望重的大臣。所以我故意耍弄他，让他为我脱袜穿袜，是想借此提高他的声望。”
张释之没有责怪王生的无礼，反而恭恭敬敬的按照老人的要求去做，使当时在场的公卿大臣更加敬重张释之的为人。王生老人为了提高张释之在君臣中的声望，甘冒犯戏弄大臣之罪的危险。这说明张释之受到了当时广大臣民的敬慕。他以法治国的精神在我国历代一直受到称颂。
《史记·张释之列传》
原文
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自免归。中郎将袁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
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乃拜释之为谒者仆射。[2]
释之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馀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文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也。”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
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斅此啬夫谍谍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啬夫。
上就车，召释之参乘，徐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於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教儿子不谨。”
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文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从行至霸陵，居北临厕。是时慎夫人从，上指示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惨凄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蕠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郄；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称善。其后拜释之为廷尉。
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於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
其后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案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是时，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开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张廷尉由此天下称之。
后文帝崩，景帝立，释之恐，称病。欲免去，惧大诛至；欲见谢，则未知何如。用王生计，卒见谢，景帝不过也。
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尝召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袜！”释之跪而结之。既已，人或谓王生曰：“独柰何廷辱张廷尉，使跪结袜？”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於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张廷尉。
张廷尉事景帝岁馀，为淮南王相，犹尚以前过也。久之，释之卒。其子曰张挚，字长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3]
译文
廷尉张释之，是堵阳人，字季。和他的哥哥仲生活在一起。由于家中资财多而作了骑郎，侍奉孝文帝，十年内得不到升迁，默默无名。张释之说：“长时间的做郎官，耗减了哥哥的资财，使人不安。”想要辞职回家。中郎将袁盎知道他德才兼备，惋惜他的离去。就请求汉文帝调补他做谒者。张释之朝见文帝后，就趋前陈说利国利民的大计方针，文帝说：“说些接近现实生活的事，不要高谈阔论，说的应该现在就能实施。”于是，张释之又谈起秦汉之际的事，谈了很长时间关于秦朝灭亡和汉朝兴盛的原因。文帝很赞赏他，就任命他做了谒者仆射。
一次，张释之跟随汉文帝出行，登临虎圈，汉文帝询问书册上登记的各种禽兽的情况，问了十几个问题，上林尉只能东瞧西看，全都不能回答。看管虎圈的啬夫从旁代上林尉回答了皇帝提出的问题，答得极周全。想借此显示自己回答问题有如声响回应而且无法问倒。汉文帝说：“做官吏不该像这样吗？上林尉不可依靠。”于是命令张释之让啬夫做上林令。张释之过了一会儿才上前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呢？”文帝说：“是长者啊！”又再一次问：“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呢？”文帝再一次回答说：“是个长者。”张释之说：“绛侯与东阳侯都被称为长者，可这两个人议论事情时都不善于言谈，现在这样做，难道让人们去效法这个喋喋不休伶牙俐齿的啬夫吗？秦代由于重用了舞文弄法的官吏，所以官吏们争着以办事迅急苛刻督责为高，然而这样做的流弊在于徒然具有官样文书的表面形式，而没有怜悯同情的实质。因为这个缘故，秦君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国势日衰，到秦二世时，秦国也就土崩瓦解了。现在陛下因为啬夫伶牙俐齿就越级提拔他，我想恐怕天下人都会追随这种风气，争相施展口舌之能而不求实际。况且在下位的人被在上的人感化，快得犹如影之随形声之回应一样，陛下做任何事情都不可不审慎啊！”文帝说：“好吧！”于是，取消原来的打算，不再任命啬夫为上林令。
文帝上了车，让张释之陪乘在身旁，车慢慢前行。文帝问张释之秦政的弊端，张释之都据实而言。到了宫里，文帝就任命张释之做了公车令。 [4]
不久，太子与梁王同乘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的司马门也没有下车，当时张释之迎上去阻止太子、梁王，不让他们进宫。并检举揭发他们在皇宫门外不下车犯了“不敬”罪，并报告给皇帝。薄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文帝摘下帽子陪罪说：“怪我教导儿子不严。”薄太后也派使臣带着她的赦免太子梁王罪过的诏书前来，太子、梁王才能够进入宫中。文帝由此更加看出了张释之的与众不同，任命他做了中大夫。
又过了些时候，张释之升任中郎将。跟随皇帝到了霸陵，汉文帝站在霸陵的北面眺望。这时慎夫人也跟随前行，皇帝用手指示着通往新丰的道路给她看，并说：“这是通往邯郸的道路啊。”接着，让慎夫人弹瑟，汉文帝自己合着瑟的曲调而唱，心里很凄惨悲伤，回过头来对着群臣说：“唉！用北山的石头做椁，用切碎的苎麻丝絮充塞石椁缝隙，再用漆粘涂在上面，哪还能打得开呢？”在身边的近侍都说：“对的。”张释之走上前去说道：“假若里面有了引发人们贪欲的东西，即使封铸南山做棺椁，也还会有缝隙；假若里面没有引发人们贪欲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哪里用得着忧虑呢！”文帝称赞他说得好。后来任命他做了廷尉。
此后不久，皇帝出巡经过长安城北的中渭桥，有一个人突然从桥下跑了出来，皇帝车驾的马受了惊。于是命令骑士捉住这个人，交给了廷尉张释之。张释之审讯那个人。那人说：“我是长安县的乡下人，听到了清道禁止人通行的命令，就躲在桥下。过了好久，以为皇帝的队伍已经过去了，就从桥下出来，一下子看见了皇帝的车队，马上就跑起来。”然后廷尉向皇帝报告那个人应得的处罚，说他触犯了清道的禁令，应处以罚金。文帝发怒说：“这个人惊了我的马，我的马幸亏驯良温和，假如是别的马，说不定就摔伤了我，可是廷尉才判处他罚金！”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应该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这样规定，却要再加重处罚，这样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而在那时，皇上您让人立刻杀了他也就罢了。现在既然把这个人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正执法的带头人，稍一偏失，而天下执法者都会任意或轻或重，老百姓岂不会手足无措？愿陛下明察。”许久，皇帝才说：“廷尉的判处是正确的。”
后来，有人偷了高祖庙神座前的玉环，被抓到了，文帝发怒，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按法律所规定偷盗宗庙服饰器具之罪奏报皇帝，判处死刑。皇帝勃然大怒说：“这人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竟偷盗先帝庙中的器物，我交给廷尉审理的目的，想要给他灭族的惩处，而你却一味按照法律条文把惩处意见报告我，这不是我恭敬奉承宗庙的本意啊。”张释之脱帽叩头谢罪说：“依照法律这样处罚已经足够了。况且在罪名相同时，也要区别犯罪程度的轻重不同。现在他偷盗祖庙的器物就要处以灭族之罪，万一有愚蠢的人挖长陵一捧土，陛下用什么刑罚惩处他呢？”过了一些时候，文帝和薄太后谈论了这件事，才同意了廷尉的判决。当时，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国国相山都侯王恬开看到了张释之执法论事公正，就和他结为亲密的朋友。张释之由此得到天下人的称赞。
后来，文帝死去，景帝即位。张释之内心恐惧，假称生病。想要辞职离去，又担心随之招致被诛杀；要当面向景帝谢罪，又不知怎么办好。用了王生的计策，终于见到景帝道歉谢罪，景帝没有责怪他。
王生是喜好黄老学说的处士。曾被召进朝廷中，三公九卿全齐聚站在那里，王生是个老年人，说：“我的袜带松脱了。”回过头来对张廷尉说：“给我结好袜带！”张释之就跪下结好袜带。事后，有人问王生说：“为什么在朝廷上羞辱张廷尉，让他跪着结袜带？”王生说：“我年老，又地位卑下。自己料想最终不能给张廷尉什么好处。张廷尉是天下名臣，我故意羞辱张廷尉，让他跪下结袜带，想用这种办法加强他的名望。”各位大臣们听说后，都称赞王生的贤德而且敬重张廷尉。
张廷尉侍奉景帝一年多，被贬谪为淮南王相，这还是由于以前得罪景帝的缘故。过了一些时候，张释之死了。他的儿子叫张挚，字长公，官职一直做到大夫，后被免职。因为他不能迎合当时的权贵显要，所以直到死也没有再做官。[5]
《史记》简介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史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史记》最初没有书名，或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演变成“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史记》是中国的一部纪传体通史。被人们称为“信史”。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花了18年的时间所写成的。全书共一百三十卷，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有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是伟大的名著，它反映了我国汉以前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过程。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了汉以前各种史书的优点，建立了全新的体系。司马迁作《史记》善于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通过人物的言行来表现人物，所用语言生动形象，繁简得当。司马迁在运用口语上的努力，也值得注意。 《史记》是历史上第一本“纪传体”史书，它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体例。从此以后，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都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本纪和列传两部分，而成为传统。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